编者按?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书写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法典实施工作，明确指出“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有力部署下，全国法院把贯彻实施民法典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法定职责。今年是民法典颁布五周年。作为“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我国民法典在体系上的重大创新之一是未设置债法总则而以合同编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对于人民法院更好地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十分重要。据此，本栏目特邀请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利明撰写评论文章，敬请关注。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利明

　　今年是民法典颁布五周年。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成为“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典的颁布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书写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篇章。

　　任何法治体系都要以本土的法治实践为基础，并服务于本土的法治实践。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同步开启对旧的司法解释的全面清理和新的配套司法解释的制定工作。其中，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为代表，在充分总结本土经验、借鉴域外制度和凝聚理论共识的基础上，细化并发展了诸多法律规则，彰显了本土性、实践性和时代性，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助力。

　　我国民法典虽然没有设置形式意义上的债法总则，但仍然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债法总则，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在合同编分则亦有涉及。民法典合同编是债法的核心组成部分。虽然债的发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合同之债是债的典型形态，因而民法典合同编在债法体系中起到了基础性、核心性的作用。依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八条，民法典合同编的规范可以广泛适用于非因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除了合同的订立与效力、解除等规则仅适用于合同之债外，有关合同的履行、保全、变更、转让、终止等规则，通常都可以适用于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等其他债之关系。

　　我国民法典通过合同编发挥债法总则功能，构建实质债法总则，在体系上独具特色。一方面，与英美法不同，从我国民法典总则编与合同编的规定来看，其实际上是承认了债的概念，而英美法中则没有严格的债的概念和体系；另一方面，与以德国法为代表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不同，我国民法典在形式上又没有规定债法总则，而只是采取了实质债法的模式，即主要通过合同编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而且合同编的规则基本涵盖了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中债法总则的内容。此种模式是我国本土实践的产物，是中国特色和实践特色的体现，能够有效满足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

　　这一模式有利于法官找法，便利法律适用以合同编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能够为法官适用法律提供便利。

　　其一，能够减少规范竞合以优化条文检索。传统债法总则中调整交易关系的共性规则与民法总则中法律行为制度、合同编通则存在规范重叠。如果设置债法总则，法官在处理合同纠纷案件时须穿透民法总则、债法总则、合同编三重规范层级，此种叠床架屋的规范嵌套将导致法律发现过程陷入多重检索困境。例如，在当事人就合同的订立发生纠纷后，如果设立债法总则，则法官不仅要从合同法和民法总则中寻找依据，而且可能需要从债法总则中寻找法律依据，这显然会导致法律适用的复杂化。

　　其二，能够通过准用条款实现更具效益的规范供给。传统债法总则可能造成规则的重复，而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八条确立的准用机制，可以使合同编通则发挥债法共性规则的功能，能够有效简化法律规则。以合同编规则统摄具有共性的债的规范主要是通过准用条款实现的，这避免了法律规则的过度抽象，也有利于实现法律规则无赘言的要求，有助于形成完整的债法体系，并满足裁判实践的需要。

　　其三，能够强化规则的实践导向。注重债法规则的可操作性，能够使法官更清晰地理解规则适用范围的边界，专属规范仅适用于对应的债因类型，共性规范则通过准用条款跨编适用。对于非合同之债，须在存在规则漏洞时，才能通过法律续造的方式探寻恰当的规范供给。这就明确划分了合同之债与非合同之债（以侵权为典型）的基本类型，使得债法规则得以准确适用，这也充分彰显了民法典的实践特色。德国学者赖纳·舒尔策（Reiner Schulze）认为，德国的总分结构模式虽然有其优点，但最大的缺点在于，其未能保持合同法体系的完整性。在这种模式下，合同法的规则被分别规定在债法总则和债法分则中，甚至整个民法典中并不存在合同法的概念，这可能增加合同法规则适用的困难。因为必须熟悉整个法典的体系，才能正确地适用合同法律，仅在总则或者分则中寻找法律规则是困难的。因此，凡是专门适用于合同之债、侵权之债的债的规则，应当分别规定在合同编、侵权责任编之中，除此之外的债法规则，则应当规定在债法总则之中。

　　这一模式有利于法律人在适用民法典时注重法定之债和意定之债的差异性。

　　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设置债法总则，旨在通过规定债的共性规则实现规范的集约化，但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的本质差异。二者个性大于共性，其产生原因虽然具有共性，但其债的具体规则则存在较大区别，这可能带来找法和法律适用的困难，也未必能够实现保障债的规则的集约性以避免重复的理想效果。以《德国民法典》为例，一方面，债法总则的规范并非能够完全统摄各种之债。例如，《德国民法典》债编第三章所规定的意定债之关系，甚至涵盖了合同订立、合同解除等合同法内容，而这些规则在侵权之债中普遍无法适用。另一方面，债法分则中需要设置较多的排除总则适用的特别规定，这就增加了条文的数量，也变相给法律适用增加了难度。我国民法典并没有设置债法总则编，而以合同编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其主要具有如下制度优势：通过合同编与侵权责任编的体系分置并实现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的规范区隔，能够尊重意定之债和法定之债的特殊性，从整体上极大降低了找法的困难。同时，在通过合同编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时，民法典通过区分使用“合同”“债”“债权”“债务”这一立法技术，也有利于识别适用于合同之债的特殊规则与适用于债之关系的一般规则。

　　总之，我国民法典在体系上的重大创新之一就是未设置债法总则而以合同编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此种体系设计形成了实质上的债法总则，延续了我国的立法选择，也回应了司法实践的需要。

　　当然，民法典毕竟没有从形式上规定债法总则。因此，构建实质债法总则，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找出合同编规定与其他债的规定的关联，确定其共性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形成实质债法总则。但由此带来的法律适用难题在于合同编的规则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适用于非合同之债，如何准确适用这些规则，如何充分发挥合同编的债法总则功能。这就需要对债法总则的规则进行提炼分析。这既有利于统一法律规则，也便于法官找法用法，做到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充分运用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深入挖掘民法典的“规范储备功能”，明确合同编的哪些规则仅适用于合同之债，哪些规则可以适用或者类推适用于其他债的关系。

　　由于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已经规定了大量的债法总则规则，而不存在所谓债法总则缺失的漏洞，因此，在方法论上，我们应当以法律解释为主，必要时才采用漏洞填补的方法。同时，民法典的体系化在客观上也要求如拉伦茨所言，“在法条可能的文义范围内和意义脉络范围内进行解释时应尽可能避免评价矛盾”。此外，还应当充分吸收现有司法解释的内容，增强债法总则体系的可操作性，探索和构建债法总则体系的基本原理。